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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稿/记录稿

克林顿国务卿就2011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发表讲话

2012.07.31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办公室

2012年7月30日

克林顿国务卿在2011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发布会上的讲话(全文)

2012年7月30日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克林顿国务卿:非常感谢大家,今天能在这里同大家一起讨论宗教自由这个对全世界人民的生活影响极其深远的问题,的确很荣幸。我要感谢杰西卡·马修斯(Jessica Matthews),不仅要感谢她刚才所作的引介,还要感谢她多年来的工作,特别是她作为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会长所发挥的领导作用。

15年前,杰西卡撰文谈到了当时刚刚引起人们注意的一些趋势,例如信息技术的兴起以及存在于政府之外的全球网络的创建。她当时指出,这些变化将对全球事态发展产生利弊兼有的影响,各国政府若想成功应对全球变化就必须适应这种变化。她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显然是正确的。事实上,我一直努力推动在我们的工作中利用新技术,与公民社会组织、私营部门、海外侨民以及其他非政府组织加强联系,并把这项努力贯穿于我在国务卿任期内的所有工作,这不是可有可无的事情,也不是对其他工作的补充,而是我们工作的一个有机部分,因为我们所做的工作显然将直接和间接地受到所有这些非国家行为者的影响。

我想特别提到两个人:一位是迈克尔·波斯纳(Michael Posner),主管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近几年来我一直深感荣幸地与他亲密共事;另一位是苏珊·约翰逊·库克(Suzan Johnson Cook),美国负责国际宗教自由事务的无任所大使,我不仅有幸在国务院与她共事,而且在担任纽约州联邦参议员期间也曾有幸与她共事。克里斯·塞珀(Chris Seiple)和比尔·温德里(Bill Vendley)是两位就这方面事务担任我的高级顾问的公民社会人士,我感谢他们所作的努力;还有来自国会和使领馆的各位代表、宗教和外交政策工作小组(Religion and Foreign Policy Working Group)成员以及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及其象征意义并为之而努力的其他人士。

今天早些时候,国务院发布了最新的国际宗教自由报告。报告开宗明义的语句是我们以及致力于全球宗教自由的政府和个人的工作指南。这是《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第18条的内容。让我们重温这些话语。虽然我今天要讲的内容无疑植根于我国宪法,植根于我们对自由信奉宗教的重要意义的信念,但是我们必须谨记,采行这些规则的是国际社会,而不仅仅是美国。

原文是这样的:人人享有思想、良知和宗教自由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改变个人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单独或集体、公开或秘密地以教义、实践、礼拜和戒律表达宗教或信仰的自由。

一些简单明确的原则使人们走到一起,既有诚挚的共识,又有激烈的争议。对于美国,宗教自由无疑是融入宪法的宝贵价值观,是战略性的国家利益,也是外交政策的一项重点。

倡导宗教自由是我们的一项迫在眉睫的任务,因为当我们审视全球、提出宗教自由是在扩大还是在减少这个问题时,得到的回答是不容乐观的。目前有十多亿人生活在一贯压制宗教自由的政府统治之下。新技术使这些压制性的政府拥有更多手段镇压宗教的表达。长期生活在压力之下的宗教团体成员报告说,这种压力正在增大。甚至一些在扩大政治自由方面正在取得进展的国家,在宗教自由方面却无任何进步可言。因此就这一人权、这一稳定、安全、和平社会的关键因素而言,世界正在倒退。

与此同时,一些有着多元宗教的国家如今正在向民主过渡。它们面临是否以及如何保护公民宗教自由的问题。有许多国家属于这种情况,包括突尼斯和缅甸。例如我两周前访问的一个国家——埃及。我与那里的基督徒们进行了非常动情感的个人对话,他们为自己以及国家的前途深深感到忧虑。埃及和其他国家作出的决定将对其人民的生活产生重大影响,而且还会对这些国家是否能够实现真正的民主产生深远的影响。

这是一个超越宗教分野的问题。无论在任何地方,捍卫和扩大宗教自由都对每一种信仰利益攸关。我个人对此极具同感,因为我亲眼目睹,宗教自由既是人类尊严不可或缺的要素,又是安全与繁荣的社会不可或缺的要素。统计数字显示,它与经济发展和民主稳定也密切相关。它缔造了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中,不同宗教背景的人能够超越不信任,进而携手努力,解决共同面对的问题。

我也曾看到另一种结局。宗教自由的缺乏会产生忧虑与怀疑的环境,削弱社会凝聚力,使公民疏远其领导人。当然,这也使得国家的进步变得更艰难。由于宗教自由的影响超越了宗教领域,并对国家安全与经济及政治进步产生影响,因此需要有更多的外交政策研究者和实践者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今天,我要说明宗教自由的重要性以及各国人民和政府为什么应予以支持。我还要直接驳斥那些阻碍宗教自由的人用于为其行动辩解的说辞。

我想先谈谈许多生活在没有这一自由的环境中的人们的现状。在最恶劣的地区,一些宗教被严格禁止,信仰者会被处以死刑。严厉的法律禁止对宗教的亵渎和诋毁。当你的言辞被解释为违背了这些法律,你就会被处以死刑。针对少数宗教/教派的暴力行为常常不会受到惩罚,当局对此视而不见。因此非常明显的是,如果你的信仰未得到政府的认可,你得小心。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那些通过建立官方批准的宗教协会来制造宗教自由假象的政府。它们说,“瞧,我们的人民可任意选择信奉这些已被批准的信仰。”然而,如果有人被发现在这些协会之外成立自己的信仰团体或从其宗教领袖那里获得教诲,那么他们可能受到囚禁。

宗教自由不仅关系到宗教。它不仅关系到罗马天主教徒组织教团的权利、穆斯林举行宗教葬礼的权利、巴哈伊教徒(Baha’is)在彼此家中聚会祷告的权利或者犹太教徒一起庆祝大圣日(High Holy Day)的权利——尽管这些仪式很重要。宗教自由还关系到人们思其所想、言其所思、在没有政府监视的情况下聚众联谊的权利。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宗教自由才与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一样,成为我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最早奉为神圣权利予以保护的内容。因为存在宗教自由的地方也会有其他自由。同样是出于这个原因,《世界人权宣言》将思想、良知和宗教自由这三者放在一起予以保护,因为它们都关乎每个人能否秉承良心行事,并为我们自己、我们的家人和社会做出符合道德的选择。

不论我们属于何种宗教,也无论我们是否信奉宗教,这些权利都赋予我们生活的意义和尊严。如同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人权一样,它们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权利,只因我们是人类的一员――思考、行动的人――不论是男是女。它们不是任何政府的恩赐。恰恰相反,保护这些权利是政府的责任。

当然, 阻挠宗教自由的政权并不做如是想。他们选择以不同的方式看待事物。具体而言,它们提出两个理由表明自己的行动是正当的。这两个理由都值得剖析。

第一个理由是只应当允许某些人信奉他们的信仰——即属于正确信仰的那些人。由于他们如此定义宗教,如果你不信奉他们让你信奉的宗教,那么你的作为便不是信奉宗教,因为宗教只有一个定义。他们,而且只有他们以及与他们合作的宗教领袖,才掌握了终极真理。所有其他人,包括属于同一信仰但对宗教法律或传统有着不同理解的人在内,都是错误的异教徒和不信教者,不值得法律保护,甚至不应当活着。

由于这是容易煽动情绪的问题,所以难以就此开展建设性的讨论。如果任何人认为和他持不同意见本质上就是和上帝持不同意见,你不可能和他辩论。因此我可以这么讲:

人们可以认为,只有他们及像他们一样的人掌握唯一真理。这是他们的权利。然而,他们无权伤害他们认为持有不正确观点的人。但是当他们怀着仇恨或反感看待他人时,他们的社会就为此付出代价。人权不仅在公民与政府的互动中具有实际意义,也在亿万个寻常时刻以及邻居、同学、同事甚至街上的陌生人之间具有实际意义。每当人们超越恐惧和敌意选择宽容和尊重时,他们便加强了自己和所有其他人的人权,因为他们肯定了共有的人性。通过这种方式,法律保障的宗教自由成就了整个社会无处不在的宗教和谐。

在此过程中,宗教领袖起到关键的作用。我们需要他们鼓励信众拥抱和平和尊重原则,这些原则不仅是几乎每一种宗教的信条,也是宗教自由的核心内容。然后,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领导人确认,尊重他人的宗教自由与维护我们自己的权利并行不悖。当所有宗教的会众都能自由信教时,便营造出每个人的自由都得到更大保障的环境。

与此同时,领导人和政府也必须负起责任。人们的思想可以不受约束,但政府的行为必须着眼于保护所有人的权利。全世界应当而且必须让政府奉行不同于个人的标准。不论是世俗的还是宗教的,不论属于伊斯兰教、基督教、印度教或官方倡导的无神论或其他情况,政府都负有保护全体公民人权的庄严义务,不论这些公民信奉何种宗教或者是否信教。

而一些领导人试图为区别对待某些公民寻找借口,他们说,“但那是人们想要的”。他们自称就个人而言是相信宗教自由的,但如果大多数公民都希望看到某个群体被关起来或被学校驱逐或被雇主解雇,那么,民主难道不意味着要遵从人民的意志吗?

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是,民主和多数人的暴政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别。民主所保障的自由并不包括破坏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就是为什么普世权利往往被载入宪法。它们针对剥夺少数群体成员的权利的法律设置防范措施。当民意支持限制少数人权利的时候,领导人应该记住,他们既要对人民忠诚,也要做出自己的判断。领导人应该引领并提醒人民,当权利只适用于某些公民而不适用于其他人的时候——即当原则屈服于权力时——这就种下了引发合理怨气和不稳定的种子。真正的民主国家用原则来指导权力,并在保护公民权利时一视同仁。

反对宗教自由的领导人所提出的第二个理由是,自由是一种他们负担不起的奢侈品——反正现在还负担不起。如果限制宗教行为和言论的法律被取消,他们认为其结果将是不稳定:反政府情绪上升、社会关系发生摩擦、出现更多的破坏行为、骚扰和暴力。顺便说一下,这正是领导人为打压政治言论、新闻自由、或公民社会团体、或任何质疑现状及反映公民民主愿望的活动寻找借口时的说法。

但事实上,长期的实践乃至学术研究都表明,缺乏宗教信仰自由才与宗教冲突和暴力极端主义相互关联。还有证据表明,当国家确立官方宗教并压迫宗教少数派时,才更有可能发生冲突。

如果仔细想一想,就会明白其中的道理。当人们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时,邻里之间的敌意就会消失,社会团结就有机会形成。对民主进程的信任也是一样,因为人民相信不管谁当权,他们的权利都会得到保障。

换句话说,宗教信仰自由就是​​那些安全阀中的一个。它让人民对他们生活的重要方面拥有发言权,参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把他们的种种不满导向积极的释放渠道。当政府打击宗教自由时,它们就关闭了这些安全阀。其结果可能是无处发泄的屈辱、不满和绝望——这是滋生冲突和极端主义的温床。

现在,一些政府已逐渐意识到这一点。例如,利比亚在推翻卡扎菲之后,新政府已决定不执行他的一些限制宗教活动的法律,他们在临时宪法中体现了宗教信仰自由,认定基于宗教或教派的歧视为非法。今年早些时候,利比亚最高法院推翻了一项对侮辱伊斯兰教治以刑事罪的法律,因为他们已经明白,应对侮辱性言论的方法不是去禁止它,而是以更多的言论予以驳斥,揭示这些侮辱言论和谎言的空洞性。

与此同时,埃及正在努力应对这些挑战,同时摸索着推动自己前所未有的民主过渡。在我最近一次访问期间,我会见了新政府的成员,包括总统穆尔西(Morsi)和来自埃及基督教社区的代表。宗教信仰自由无论是在私下里还是在大街上都无处不在。穆尔西总统在公开和不公开场合多次明确表示,他要成为全体埃及人民的总统。他已承诺任命一个包容各方的政府,并任命妇女和基督徒担任高层领导职务。埃及人民和国际社会都期待着他履行这些承诺。

但我听基督教徒说,他们想知道能否在一个由伊斯兰政党领导的新政府里享受到与所有埃及人同等的权利和尊重。可以理解的是,他们想知道,一个公开声明更严格地遵循伊斯兰原则的政府将会像保护穆斯林一样保护非穆斯林吗?由于这是埃及首次出现这种情况,这个问题问得合情合理。埃及正在建设一个全新的民主。它的面貌如何、它将如何运作、它将如何处理宗教多元化——埃及人民将在未来的年代里给出上述及许多其他问题的答案。

正如我向我见到的基督徒所说的那样,美国不采取支持一个政党而不支持另一个政党的立场。我们采取的是坚持原则的立场。是的,我们确实支持民主——真正的民主。在这种民主制度下,每一位公民,无论是穆斯林、基督徒还是出身任何其他背景的人,都有权按其选择的方式生活、工作及做礼拜;在这种民主制度下,没有任何组织或派系可以把他们的权力或他们的意识形态或宗教信仰强加在任何其他人的身上;在这种民主制度下,存在着健康的竞争及我们称之为“权力制衡”的机制,这样就没有哪个机构或领导人获得过多的权力,而所有公民的权利都能得到尊重和保护。

埃及人民期待着他们选出的领导人保护所有公民的权利并以公平和包容的方式治理国家,我们也有同样的期待。如果选民在未来的选举中做出不同的选择,那么他们和我们都将期待他们的领导人遵从人民的意志并交出权力。我们准备与埃及人民选择的领导人合作。但我们与这些领导人的接触将基于他们对普世人权与普世民主原则的承诺。

埃及过渡进程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公民们自己是否能对彼此的差异持尊重态度。我们看到这种能力生动地展现在开罗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上,当时基督徒在进行祈祷的穆斯林周围围成一圈,而穆斯林则手挽手保护做弥撒的基督徒。我认为这种休戚与共的精神是令人十分感动的一幕,表现出埃及人和我们其他所有人是如何响应那些日子里在这个广场上发生的事情的。如果在今后的年代里,如果埃及人继续保护这种宝贵的认知——认识到每一个埃及人都能为自己国家的未来作出贡献,不同信仰的人们在埃及将会肩并肩地站在一起,那么他们就能为埃及需要这种感召的许多社区带去希望并治愈创伤。

展望未来——不仅在埃及,不仅在北非和中东那些刚刚赢得自由以及正在寻求民主的国家,而是远远超出这些地区——我们会继续大力倡导宗教自由。这是作为我们外交政策基石的重点工作——我们以多种方式实施的一项要务。

美国确实已经在今天早些时候发布了我们一年一度的国际宗教自由报告。这是我第四次有幸提交这份报告。它全面记录了全世界人民在力争奉行自己的信仰时所面对的官方与社会的种种限制,并把那些实施或容忍特别严重地侵犯宗教自由的行为的国家定为“特别关注国”(Countries of Particular Concern)。这份报告不仅向最恶劣的侵权者发出警告,告诉他们全世界都在拭目以待,而且还提供了有关信息,有助于我们和其他一些人有的放矢地展开我们的维权工作,确保我们向最需要我们帮助的人伸出援手。

在欧巴马政府任期内,我们已经把宗教信仰自由提升为一项重要的外交工作。我们与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和公民社会一道致力于制定与执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Council)第16/18号决议,该决议旨在保护因其信仰而遭受攻击或歧视的民众。我们在最高级别的国际场合提出这些问题;我本人也曾在世界上每一个地区讨论过宗教自由问题,有时是反复谈到。我们已经任命了我国首位派驻伊斯兰合作组织(Organization of Islamic Cooperation)的特使。我们开展了与公民社会的战略对话,在此过程中我们协同宗教领袖及其社区努力促进宗教自由、防止并缓解冲突、推动发展并促进宗教之间的对话。这包括设立一个宗教与外交政策工作小组,它提供一些有关我们怎样才能加强我们促进宗教信仰自由的做法以及怎样与宗教界接触的具体建议。

除外交工作外,我们还扩大了向因宗教信仰而遭受攻击的个人以及在恶劣环境中致力于促进宗教自由的人权活动人士提供的援助。这些维权人士正在以极大的勇气做着极其重要且往往充满危险的工作,我们自豪地与他们站在一起。

例如,作为我们与中国的人权对话的一项内容,我们带中国官员到一些地方参观,了解我国的宗教组织如何提供宝贵的社会服务。我们组织参观了一个为智障人士提供帮助的天主教慈善机构、一个与歧视阿拉伯裔美国人的行为作斗争的组织以及其他一些团体。

我们还向年轻人传递宽容与包容的信息。几年前,我国追踪和打击反犹太主义活动特使(Special Envoy to Monitor and Combat Anti-Semitism)汉娜·罗森塔尔(Hannah Rosenthal)和我国穆斯林社区特别代表(Special Representative to Muslim communities)法拉·潘迪斯(Farah Pandith)一起出席了欧安组织宽容峰会。会后她们产生了一个想法。她们开始呼吁年轻人作出保证,与仪表特征或祈祷方式与他们不同的人一起工作一个小时。犹太人被鼓励去志愿打扫一个清真寺,穆斯林去志愿帮助老年基督徒上教堂。还有许多其他的例子。那次现在叫作“反仇恨2012小时”(2012 Hours Against Hate)的活动促使世界各地的青年承诺用数千小时来进行换位思考。它甚至成为伦敦奥运会的一项官方行动计划。

这是我们大家都有责任去做的事情。七年前担任参议员时,我在一次宗教自由餐会上讲话,要求在场的所有人找出各种使我们能够以个人的行动推进宗教自由的办法,其中包括——此处借用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的话——在“我们身旁那些微小之处”。[在那次讲话中]我说,我国历来是宗教自由的典范,继续发挥这一典范作用有赖于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今天的使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重要。

在美国的创建者中有一部分人是逃离宗教迫害的人,他们梦想能找到一块按照自己的信仰生活的土地,没有恐惧,没有羞愧,不必藏匿。今天,我们就在这样一个地方。尽管我们面临诸多挑战,但宗教对于绝大多数美国人具有重要意义,各种信仰的人和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在美国都能公开生活并和平相处,这些都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我国的宗教生活充满活力。这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我国公民长期以来保持宽容心态,尊重他人,但也是因为我国政府的三个分支为维护我国宪法所做的工作,它们保持异常审慎的态度,从不偏袒某一宗教,平等地保护全体人民的权利。

这要求我们始终保持警觉,不断努力,我们都知道在此过程中曾经有过碰撞、失误和激烈的争论。我们仍在寻求并努力建设更完美的联邦。诚然,像任何非神圣的实体一样,我们并不完美。但我们应当为我国建国先贤的智慧、为那些后继者捍卫这一基本自由所付出的勤奋努力而感到骄傲。这种自由在这个世界上是稀缺之物,但不该如此。

因为人们要求的并不多。他们只希望按自己的心愿和信仰敬拜神明、抚养子女、安居乐业、纪念祖先和缅怀亲人。对于人类尊严来说,有什么比这更重要呢?

宗教自由使之成为可能。因此,美国还将维护宗教自由所代表的价值观和原则,不仅为我们自己,而且是为世界各地人民。这种价值观不仅融入了我国宪法,而且长期的经验告诉我们,这是世界上众多国家的稳定和安全所系。鉴于我们生活在一个紧密联系的世界上,这意味着它关系到美利坚合众国的安全与稳定。因此,感谢你们了解这一价值观和原则的重要性,我希望我们能够探索各种途径,以便大家继续发扬、捍卫、普及这一原则。

多谢各位。(掌声)

(答问部分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