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IIP）《美国参考》Stephen Kaufman从华盛顿报道，2001年5名美国人被隐藏在邮寄信封内的炭疽孢子致死，成为生物武器攻击所构成的威胁的触目惊心的写照。在世界范围内，自从2003年流行性病毒H5N1——也称禽流感——被确定以来，已经有超过300人感染此病毒死亡。在这两种情形下——一种是蓄意攻击，另一种是全球性的自然流行疾病——《禁止生物武器公约》（Biologicl Weapons Convention, BWC）都是国际社会可用于防止和缓解广泛疫情的机制。
《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165个缔约国的代表将于12月5日起在日内瓦举行公约的第7次审议大会，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将是出席大会的第一位美国国务卿。
据负责国际安全与防扩散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托马斯·康特李曼（Thomas Countryman)说，克林顿将提出美国的想法，涉及各国如何提高他们检测和应对疾病爆发的能力和合作，以及在全球科学界和产业界建立一种防止滥用生物技术的“自觉负责的文化”。
康特李曼12月1日在华盛顿对新闻记者说，美国还希望看到审议大会就如何加强《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执行以及鼓励透明度和建立信任的措施达成一致，不仅表明会员国不发展生物武器，而且也表明“在它们的领土上没有任何次国家行为体能够发展这种武器”。
生物武器威胁的性质自从《禁止生物武器公约》1972年签署以来已有所转变。他说，虽然一个国家仍然可能试图开发并使用生物武器打击对手，但“今天我们越来越担心真正的威胁来自恐怖分子和非国家行为体”。
与此同时，生命科学的知识日新月异，对人类健康和繁荣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但它们也为“滥用这种技术提供了更大的机会”，增加了采取措施尽量减少这些风险的必要性。
展望这次审议大会，康特李曼说，他认为“在日内瓦的这次会议上会看到更多的共识和合作，而不是冲突”。
当一种传染性极强的疾病出现时，无论是自然产生的还是意外事故造成的或故意传播的，跨国界的合作和信息共享都是非常重要的。
他说，这种疾病的起源“不是我们应该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我们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是立即采取行动，识别我们正在应对的有机体，并开始制服它，同时开始为那些受到最直接影响的人提供医疗服务。”
出于这个原因，欠发达的国家可能不觉得它们会是生物攻击的对象，但它们仍然是《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协商程序的“热心参与者”，因为这让他们有机会利用国际社会其他成员所能提供的帮助和合作。
康特李曼说，当一种传染有机体从自然环境进入人类环境，如埃博拉病毒、猪流感或禽流感，往往是欠发达的国家受到这种疾病的影响更甚。
美国在提供援助，帮助其他国家建立检测和应对疾病爆发的能力方面，以及打破阻碍协调一致的国际应对行动的障碍方面，“有着扎实的记录”。
康特李曼说，在过去一年里，他所领导的国际安全和防扩散局，“与世界各地至少44个国家共同努力，建立自己应对这些威胁的能力”。
但他说：“我相信我们总是可以做得更多。我们认真对待这样一个事实，即美国要为自己和世界其他国家在执行这项公约以及其他军控和防扩散协定方面树立一个榜样，我们一贯努力这样做。”
例如，为鼓励关于全球潜在生物危害的信息公开和信息共享，美国在2010年开始将建立信任措施（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 CBM）公诸于众，并希望看到别人也这样做。
建立信任措施提供有关一个国家的研究中心、实验室及其国家生物防御研究和发展计划的数据，以及任何传染性疾病的爆发和毒素引起的类似事件的信息；提供目前有关生物材料的立法和法规；并申明过去任何开发或研究进攻性或防御性生物项目的活动，以及疫苗生产设施。
康特李曼在强调建立信任措施时还说：“我们决定，我们的措施应该是公开的，应当接受其他国家的检查和质疑。我们希望其他人也这样做。我们希望看到这些措施成为缔约国之间的规范，而不是个例。”